“汪？”到此，我想起上次见他，骂他是一只发情的狗。

他以为我跟他胡闹，继续学狗叫：“汪！”

我像偷了谁家的东西一般，鬼祟地拽着戴逸回房间。

房间里窗户敞着，一只萤火虫不慎钻进了屋，一闪一闪。

做完那事儿之后，他抱着我不肯放我去洗澡，汗湿的皮肤一碰就沾在一起，许多话涌到嘴边，争先恐后，竟一个字没说出来。

戴逸轻轻道：“十九路军来了，我要跟他们走了。”

我身体一僵，又怕戴逸发觉，强逼着自己放松下来，应他：“啊，知道了。”缓了缓，又故作轻松地问，“你家里有什么人，我可以帮你照看。”

他迟了些才说：“有的。”

我心想戴逸长得好，讲话又招喜欢，年纪也三十多岁了，在老家有媳妇孩子不奇怪。他要是托我这事儿，我就把他媳妇孩子接过来，不放在近处碍眼，就找个不远不近的地方照看着。

于是我问：“她们住哪儿？”

“法租界金凤凰路117号。”他报了个地址，我刚觉出耳熟，反应了下才想起是自家的地址，就听他继续说，“那人姓何。还有个妹妹，叫何小嫚。”

我心脏乱跳，更说不出话。

晨七点，阳光异常的亮。

一晚上的时间仿佛‘嗖’一下就滑过去了。

窗帘没有拉严，光照进屋，在床单上打出一个歪斜的四边形。我去摸枕边那一块床单，那一小块已被晒得暖烘烘、热乎乎。

戴逸的手覆下来牵我的手，他手上细小的汗毛被太阳缀得晶莹剔透。

我们就这样躺了一会儿，他收回手，把被子往上拉盖到我的肩，隔着被子又拍了拍我：“我走了，你再睡一会儿。”

我没有起来送他。

戴逸走了。

倒也没什么不同。

小刀那一撇还是日夜麻将声不断，偶尔还能听见他那些个姨太太们尖嗓子对骂。

我派去的人回来报信，说在小刀门前负责把守的那一批人全是日本宪兵队派来的。

大嫂则是白天困在屋里抽鸦片，晚上召集各路戏迷小旦来赌钱，绝口不问我小刀的事儿。

小刀居然这样生生熬住了大半年没出屋。

又过了月余，我收到了戴逸的信。

我没想到他给我写的信居然满纸的“之乎者也”，我只不过是认字的程度，他上来就拽文采，我当然是看得一知半解，只能腆着脸叫小嫚给我翻译翻译。

小嫚告诉我，戴老师说当地人吃虫子，知了猴、豆虫、蝗虫、蜻蜓、蚕虫，都好吃，最喜欢油炸的知了猴，撒椒盐，又酥又脆，现在站树下听见知了猴叫唤，都自发流出丰满的哈喇子。

又说了些当地人文，絮絮叨叨，说起当地的上座部佛教，又好一通讲经传法。

好在没什么肉麻话，只到结尾了，多问一句：好吗？

小嫚抿着嘴偷笑，我在白纸上写：蛮好。

白纸几乎空空，再憋不出一个字儿。想了想，拉开抽屉把戴逸送我的那些个铅条字模蘸了墨水，一个一个地工整印在纸上。

“十里长亭霜满天，青丝白发度何年。”

有事情做，倒也不觉时间漫长。三个月，又三个月，便是半年。

伊藤找上了门，要征用我手里所有的商船。

伊藤是日租界宪兵队里的一名少佐。巧的是，他也是多年前把我塞进汽车里那日本人。

我不翻脸，他自然装什么都不记得，跟我好说好商量。

船的用途，要么运货，要么运人。

我有小一百艘商船，我不觉着伊藤他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运。

那就只能是运人，漂洋过海运来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这听起来就不是好事情。

他好话说尽，见我不表态。便站到我身后，两只手摸上我的肩膀，殷勤地一下下替我揉捏按摩：“如何？”

我贴着椅子坐直，摇了摇头：“我是生意人。赔本，我不做。”

他顿时沉了脸色，骂：“支那婊子。”

身下的椅子被伊藤一脚踹翻，我摔在地上，伊藤骑在我身上，两手拽起我的衣领撕扯，似乎还想再干什么，黑黑瘦瘦的熊伟冲上来，用枪顶着他的脑袋。

僵持片刻，他用日语大骂，而后踹门走了。

伊藤生气，我也生气。

这样一个人在我面前，我却没法杀他报仇。他身后是日租界、宪兵队，杀他容易，之后整个法租界的麻烦怕是要无休无止。

我控制不住地想起那间休息室发生过的事情。

我喜欢戴逸，喜欢和他做事情，喜欢男人。

但伊藤他们不一样，他们不喜欢男人，他们只想侮辱人。

每一个人都故意不涂润滑剂，顶进来时我里面流血了，血并不滑，很快就干涸住，然后再有新的血被捅出来，模糊的脸嘻嘻哈哈笑着，就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