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

人是有劣性的。我是人，所以我有劣性。我的劣性就是戴逸越让着我，我越要蹬鼻子上脸。肆无忌惮。担心他扭头走了，也担心他不走。

戴逸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枪，仿佛那不是一把枪，而是小孩子手里的拨浪鼓。他叹了口气，弯下腰把圆筒玻璃瓶放到地上，真的走了。

我这才看清楚玻璃瓶里装的是什么。

星星散散的萤火虫在瓶子里静悄悄地发着光，既不到处乱撞也不完全停着，偶尔闪一闪屁股后头的光，满满一捧的亮盈盈。

第二天一早，守在医院的人打来电话，说小刀醒了。

我绷了一晚上的这口气终于松了出来，脑子里乱糟糟的线团也一条一条捋成了顺的——戴逸给谁干活我大约猜得出，如果小刀和日本人不搭关系，他不会无缘无故去杀小刀。

汽车朝法租界医院开。

一个礼拜没上街，我突然发现街上有几家裁缝铺、饭馆、书店通通变成了烟馆。

我想到小刀当着我的面烧掉的那车烟土。

路过公董局，我示意汽车夫停车，直接进了曹之瑞办公室。

他见我来，吓了一跳：“何老板？”

我也不跟他寒暄了，开门见山：“大哥，我有两件事儿问你。”

曹之瑞放下笔，示意我问。

“街面上新冒头的那些个烟馆是不是董小刀开的？”

曹之瑞不说话，皱起眉毛面露难色，我知道这是他默认了，继续问：“烟馆的牌照是找你批的？”

曹之瑞的神色变得复杂，他把手伸到鼻梁上，极疲惫地捏了捏，叹道：“我没有这种能耐，他找的日本人的关系。”

这么多烟馆要供，小刀肯定不只那一车烟土。

他可能有十车、一百车，但被我熬烦了，忍痛烧了一车专门来糊弄我。

日本人能给他这么多张烟馆牌照，让他合法卖大烟……

我的脑子嗡一声，耳鸣声不断。

等到了医院进了小刀病房，沸水烧熟的耳鸣声还没有停下。

小刀刚好和大先生住了一间病房。

倒也算不得‘刚好’，这是医院最高级的套间病房，他有钱，自然要住到这里。

我坐在小刀的病床旁边，不顾他还虚弱，开口问：“你帮日本人做了什么事儿，人家要批你的牌照？”

小刀脸皮儿焦黄，嘴唇青白，眼珠转了两圈，就是不说话。

“什么时候了还不能撂实底儿？”

他呼嗒呼嗒地喘了两口气，瞟过来：“我运了粮食棉花还有枪支弹药给宪兵队，他们说，拿掉曹之瑞，督察长也给我当当。”他呼嗒，如离水的鱼，然后继续道，“军统的废物，老子是想杀就能杀得了的吗……”

我想起二十年前，讨饭讨到一个热腾腾包子，会把包子肉馅全让给小嫚吃的那个小男孩，我就喘不上气。

我看着小刀，只觉越来越不认识他。

他说够了、骂够了，病房里沉默下来，我忽然道：“我送你去香港吧。”

“去香港？”小刀的嗓子哑得嘶嘶的像蛇，“去香港跳海啊？”

“给日本人干活，谁不想杀你？”

“你什么意思？”小刀用上全部的力气也喊不大声，“别人叫你一声何先生，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

我不再说话，从椅子上站起来往门口走，小刀在我身后，越嚷越来劲：

“最下三滥的妓女都比你强！”

“你让日本人轮着干过！”

小刀出院后，在我们的联体别墅之间砌了一道墙。

他把他那些相好的女人都叫来家里，自己闭门不出，连客也不见——他是真的怕死了。

工匠垒砖，瓦匠抹泥。

小凿子“嘣嘣嘣”地日夜不停。

小刀那些个相好的搓麻将，“哗啦呼啦”、“碰”、“姑奶奶胡了”……

诸如此类的动静儿日夜不停地凿着我的脑花儿。我坐在窗边，看楼下草丛里散发着一个点一个点的荧光。

那些小点们是戴逸送我的萤火虫。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怕这样困着它们它们要死，就放了。

谁知萤火虫一直窝在我的院子里不肯走。白天找不见它们，一到晚上就绕着青草跳舞。

后院传来几声狗叫。

我没当回事。

那狗叫几声就不叫了，我一颗心反而悬起来——可别是谁家狗跑我家来被馋嘴的门徒捆了吃肉！

我从楼里跑出去，四处没看见狗影子，树叶剪出自己墨水一样的影子贴在地上，一阵风吹过去，影子晃起来。

一双手从我身后拦上来抱住我，发出极逼真的叫声：“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