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法兰绒晨衣。这里的晨衣质地太粗，我穿上会起疹子。&ot;

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病，对劣质面料、廉价香水以及一切不够优雅的事物都会产生过敏反应。

舒伦堡的声音明显提高了八度。“上校，亚琛离前线很近，您确…”那个定尚未出口，就被截断。

“正因这里的条件不尽如人意，才需要你把这些必需品送来。”他挂断电话，仰靠在床头，漫不经心打量着天花板上那盏摇曳的水晶吊灯。

一只狐狸可以暂时住在山洞里，但不能容忍山洞里有灰，至于为什么选择亚琛作为度假地，那是因为科隆被炸了，柏林太吵，而亚琛有温泉。虽然温泉暂时歇业，但地下的热源还在持续加热富含矿物质的泉水，总有一天会重新开门。

在等待期间，狐狸需要一个配得上他华美皮毛的巢穴，一个适合舔舐伤口的窝。

舒伦堡带着几名勤务兵在夜色中抵达亚琛。

勤务兵们把东西搬进套房时，脸上挂着竭力压抑好奇的严肃表情，君舍指挥他们把留声机放在床头柜，把晨衣挂在浴室门后。

舒伦堡看着上校亲手把水晶酒杯从绒布里拆出来，对着台灯检查杯沿，犹如神父在弥撒前检查圣杯。

全柏林最讲究生活品味的男人，在距离前线仅叁公里的旅馆里，用一只水晶高脚杯啜饮勃艮第。这或许是这场战争中最为体面，也最为徒劳的倔强。

待勤务兵们退出房间，舒伦堡悄悄带上了房门。

夜色渐浓，旅馆的暖气片咝咝响着，留声机里唱到“我看见玫瑰色人生”，君舍回到阳台，冷风扑面而来，他把酒杯搁在阳台栏杆上。

整个亚琛在脚下铺展开来，被雪覆盖的废墟在月光下泛着银灰，今晚是圣诞夜，废墟上没人放烟花，但许特根森方向的军营里亮着一排灯。

记忆突然闪回到上一个圣诞夜。

1943年的巴黎，丽兹的水晶吊灯下摆满香槟与鹅肝，他穿着新定制的西装，袖口那对银质袖扣与今晚佩戴的是同一副。

他与几位从西班牙归来的情报官畅饮至凌晨，话题从直布罗陀的海风转到马德里的探戈舞。

吧台另一端坐着位穿红裙的女人，烟圈吐得完美，他记得她的笑声，记得她手腕上的钻石手链，却不记得她的名字，也许是玛格丽特，也许是玛德琳，也许是别的什么以开头的名字。

再上一个圣诞夜，1942年的华沙。在一栋被征用的别墅里，盖世太保与当地官员的晚会上，有人弹奏肖邦，有人在走廊里窃窃私语，有人将酒杯遗忘在窗台。

他以为这是最不浪漫的圣诞夜。

那时战争的齿轮还在向上转动：帝国的版图向东扩张，非洲军团在沙漠中挺进，u型潜艇在大西洋猎杀，空军在不列颠上空投下成吨的炸弹。没人能预见战争会演变成今天这般模样。

战线退回帝国边境，士兵们在本国的战壕里过圣诞夜。

他对着教堂的尖顶轻轻举杯。“敬战争。”

当时的自己不知道，后面还有更多不浪漫的圣诞夜在等着他。

这些记忆如同压在玻璃板下的干花，色彩犹存，却早已失去鲜活的水分。他将目光收回，重新投向许特根森林的方向。

阳台的铁艺栏杆上积了层薄雪，他把手搭在栏杆上，雪在掌下压实，发出细碎的声响。从口袋里掏出的烟，不是平时抽的土耳其牌子，而是在加油站买的本地烟，包装粗糙，闻起来像稻草。

没有烤鹅，没有圣诞树，没有堆成小山的礼物盒，楼下没有孩子们唱《平安夜》。这大概是他度过的最寒酸的圣诞夜。

在一家暖气不足的酒店顶层套房的阳台上，抽着加油站买的劣质香烟，这很荒谬，荒谬得像达达主义戏剧里的一幕，可荒谬也不错。

荒谬至少有趣，有趣总比无聊好。

烟蒂在指尖燃到尽头，正要转身回房间——

他听见了远处被雪吸收了一半的声音。许多人在一起唱歌，从靠近森林的部队营地方向传来。被风切割成碎片，又被雪缝合在一起。

不是香颂，不是巴赫，不是军歌，更散漫更粗野更快乐，手风琴和口琴混在一起，中间夹杂着士兵们的欢呼和跺脚打拍子的脆响。

他辨不清歌词，但听出了旋律《啊，圣诞树》。那首每个德国孩子都会唱的歌，在军营里被一群成年人用近乎暴烈的欢乐重新演绎。

然后是另一首更欢快的，带着小步舞曲的节奏，仿佛有人在即兴指挥。

有人在拍桌子，桌子快散架了却还是坚持着，像这个国家在1944年圣诞节的样子，有人在笑，然后被另一首曲子的前奏取代了。

他听出那是华尔兹的旋律，施特劳斯的某支圆舞曲，在战壕里跳华尔兹大概需要把军靴浸在想象力里泡叁天才做得到。

那一刻，杯中的勃艮第晃了晃，酒红砸在栏杆的薄雪上，像血珠，像花瓣，像一定会被记住的吻。

最后是一首他从未听过的钢琴曲，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