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莫克利夫人提供的情况，玛莎那天的晚饭是在6点0分左右吃了一个奶酪三明治。玛莎的朋友海伦、杰弗利和吉蒂证实，他们8点左右在邻居家里吃了冰激凌。因此，有专家认为，玛莎的死亡时间应比较精确地推定为当天晚上9点0分到后半夜1点0分。

&esp;&esp;10月1日下午，当泰德·布鲁科和金姆·卢尼在斯卡克尔家了解情况时，他们在早餐室的角落里瞥见一堆各形各色的高尔夫球棍，其中有几支也是通尼·宾纳牌，和现场发现的那一支看上去很像是一套。朱莉告诉他们，那是大家平日里走路时用来作手杖的。因为罗斯顿·斯卡克尔不在家，两位警探不便把这些高尔夫球棍带走。第二天，11月1日，待老斯卡克尔在《搜查许可书》上签了字，警方拿走了那几支通尼·宾纳牌高尔夫球棍。斯卡克尔先生说，这套球棍是亡妻安妮的遗物，每支棍杆上靠近手柄的地方都刻有安妮的名字。安妮去世以后，这套球棍交由朱莉保管，但她只是把它们和其他高尔夫球棍堆放在一起。警探们要罗斯顿和朱莉试试看能不能找齐全套一共六支球棍，以排除斯卡克尔家与凶器的联系。

&esp;&esp;警方在以后的调查中得知，整个贝尔赫文岛上只有斯卡克尔一家拥有通尼·宾纳牌的高尔夫球棍。不仅如此，格林尼奇所有的商店里都没有这种牌子的高尔夫球棍出售。经与厂家联系，证实通尼·宾纳牌已停止生产出品多年。后来联邦调查局冶金实验室的鉴定表明，现场发现的球棍和在斯卡克尔家找到的那五支的确是同一套。

&esp;&esp;警方还听说，贝尔赫文的人们经常看见罗斯顿·斯卡克尔在傍晚散步时手里拄一根高尔夫球棍。据一位邻居讲：“散步时带一根高尔夫球棍是斯卡克尔家人的风格。”

&esp;&esp;即使如此，警方也不敢妄下结论。11月日，星期天，警长思梯文·巴瑞在接受《格林尼奇时报》的采访时对记者说：“孩子们在外面玩耍之后，经常把自行车、网球拍和高尔夫球棍等扔在门口的草坪上。”所以作案人完全有可能随手捡到了那支凶器。

&esp;&esp;在本案侦破的最初阶段，警方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外来者、艾德·汉曼和托尼·斯卡克尔身上。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托尼·斯卡克尔成了首要嫌疑人。

&esp;&esp;1975年11月日，那个黑色长周末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在征得其父罗斯顿·斯卡克尔的同意（因为托尼尚不满18岁），并在斯卡克尔先生的陪同下，托尼被带到位于贝赛尼的凡尔费德地区警署测谎实验室。自案发之后，小伙子一直睡不好觉。他看上去疲惫、紧张、心烦意乱、焦躁不安，以至于连续三次实验都未能获得可靠的结果。

&esp;&esp;11月9日，托尼再次被带到贝赛尼。据说这一次他通过了测谎实验，但警方一直没有公布实验结果，也没有将托尼·斯卡克尔从嫌疑人的名单上去除。

&esp;&esp;事隔多年，记者林·列韦特发现，在格林尼奇警署公开的关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文件中没有这一次的测谎记录，而其他所有的一份不少。后来，林·列韦特辗转获得了测谎实验的录音磁带。他听完后的感觉是，整个实验过程显得非常不完整。托尼只回答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如：“你是托尼·斯卡克尔吗？”“你有没有杀害玛莎·莫克利？”，等等，当被问及与作案细节有关的问题时，磁带上没有托尼的回答。

&esp;&esp;1975年1月11日，案情有了急剧的发展。当警方再次找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了解他们最后看见莫克利小姐的情形时，两位年轻人终于将那些羞于启齿的事和盘托出。托尼·斯卡克尔和玛莎之间那些露骨的调情和挑逗似乎很容易使警方推断出杀人动机：玛莎没有满足托尼进一步的性要求，从未遭到过拒绝的阔少爷一怒之下便杀了玛莎。

&esp;&esp;1月1日，托尼·斯卡克尔再次被传讯。警方没有披露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托尼被要求剪下几根头发作为样品。

&esp;&esp;如果托尼·斯卡克尔真是本案的凶犯，他怎么可能通过测谎仪呢？事实上，在这之前，格林尼奇警方只是听贝赛尼的人说托尼通过了实验，并没有向实验室索要当时的记录。现在办案人员再回过头去查阅，他们也产生了与多年后记者林·列韦特同样的疑问。据为托尼做测谎实验的地区警署技术员说，每当被问到与案情细节有关的问题时，托尼都似乎出现了一片记忆真空。在测谎实验中，所有的问题都是特殊设计的，被测者只需回答“是”与“不是”。测谎技术员说，有时候托尼连简单的“是”与“不是”都回答不出来，人就跟呆傻了似的。

&esp;&esp;1976年1月16日，罗斯顿·斯卡克尔签署了一份书面许可，允许警方调阅托尼的病历。办案人员在调查中得知，和斯卡克尔家的其他兄弟一样，邻人们反映托尼也有古怪的行为和暴戾的脾气。现在警方想要搞清楚的是，他是否可能在盛怒之下失控杀人，以及对自